出去玩!一本杂志的五十年

从一个伦敦男孩儿为自己编写的玩乐指南,到遍布全球39个国家、108座城市的国际出版集团,一篇文章领略Time Out五十年的故事。


《Time Out》是一本专注于城市生活的杂志,1968年在伦敦创刊,至今已有50年历史。值此50周年之际,Time Out在北京坊举行了“Time Out全球50周年封面展”,由Time Out国际团队精心挑选了50幅封面,勾勒出Time Out半个世纪的历程,展现了一本有态度的杂志如何影响了城市乃至社会的样貌。

Time Out50年

1968年,一个名叫托尼·艾略特(Tony Elliot)的伦敦男孩儿为自己做了一本城中玩乐指南。

托尼·艾略特,摄于1970年9月。

我向来对电影、音乐、戏剧和艺术的最新进展有兴趣。现如今人们称作反文化的东西那会儿势头正盛,但决定去哪儿或看什么是个麻烦事儿:信息散布在城中各处,有时甚至完全无法知晓。所以我为自己编了本儿指南,很快,其他人手里也都拿上了它。


1968年8月,第一期《Time Out》封面。


托尼编的第一期《Time Out》印在一张A2大小的纸上,折成A5大小,内里罗列有伦敦1968年8月12日-9月2日的电影、音乐、戏剧、艺术的展演信息,封面用的是当代艺术学院正在展出的“控制论奇珍”(Cybernetic Serendipity)的宣传照,“因为我不想让人们觉得《Time Out》就只是本潮流音乐杂志或者时尚杂志,用那张图作封面正正好。”


一开始三周出版一次,一年内就改为了双周刊,到1971年,《Time Out》变为周刊,延续至今。它提供关于伦敦玩乐的一切资讯,是互联网之前的互联网。所有的新鲜事,所有的城中热门,你都可以在《Time Out》上读到。

忽然间,有了《Time Out》——正是我们需要的。它立刻就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实在是太棒了。

——麦克·李(Mike Leigh) ,编剧、导演


事情很简单,《Time Out》就是伦敦。它每个周二的早上随我们去上班,它陪伴在我们每一个出行的夜晚。

——莎伦·阿门特(Sharon Ament),伦敦博物馆馆长



五十年,Time Out记录了伦敦这座城市变化的面庞;实际上,它根本参与了伦敦的塑造。

Time Out50年

文化与艺术


“我无法想象伦敦没有《Time Out》,只要你对艺术、文化或正在伦敦发生的事情感兴趣,那《Time Out》就是必不可少的。希望它能长长久久。”这是崔姬(Twiggy)——潮流史上的标志人物——给《Time Out》五十周年写来的祝福。


因为有了《Time Out》提供消息,那些小小的美术馆和博物馆、那些不为人知的演出场地和边缘戏剧团体——所有一切小规模的文艺事业都可以为足够多的人所知,从而也就有可能得以存续。“那些没什么人注意的边缘的和实验的东西,我们都会报道,”1978-1981年间任职编辑的约翰·福德姆(John Fordham)如此说道。

1971年3月刊封面

这期挪用了安迪·沃霍尔的《金宝浓汤罐头》,并对安迪·沃霍尔进行了独家专访,其时沃霍尔在泰特美术馆有一个展出。


现今在摄影师美术馆(Photographers’Gallery)任馆长一职的布雷特·罗杰斯(Brett Rogers)当年正是通过《Time Out》第一次知晓的摄影师美术馆。“在我初到伦敦的日子,《Time Out》是不可或缺的指南,经由它,我知晓了那些美术馆、书店、市集、咖啡馆和影剧院”罗杰斯说,“《Time Out》总是支持独立的和新兴的场所,伦敦因它而更其丰富起来”

1980年2月刊封面

1980年,非洲裔群体的文化尚未得到严肃对待,《Time Out》已经在该年的2月刊以封面专题的形式报道了伦敦兰仆林地区的雷鬼运动。


1990年,《Time Out》采访了尚且默默无闻的艺术家达米恩·赫斯特(Damien Hirst);1996年,它和不为人知的辣妹组合(Spice Girls)做了访谈。

Time Out50年

编辑团队

注意到尚且没什么人注意的新事物,用自己的眼光去筛选和判断,《Time Out》的编辑团队不只是玩家,更是行家。

我们的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行家。无论是电影版的编辑、戏剧版的编辑,还是音乐版的编辑,都绝对活在他们负责的领域里。不管你问什么,他们都知道答案。不管你想联系这个行当里的谁,他们不仅都能给介绍,而且他们很可能刚和他们彻夜饮酒谈天到凌晨四点。


多米尼克·韦尔斯(Dominic Wells)说,他在1992年-1998年间,任《Time Out》伦敦版的主编。


1972年的编辑团队在讨论。


在他之后任主编的劳拉·李·戴维斯(Laura Lee Davies)则是这样说的:“我自己负责音乐版的经历告诉我:每个版块其实都是一本独立的杂志。你绝不会只是把版面填满了事:每个版块都可以独当一面,每个版面都禁得起阅读。我们必须要有出色的电影报道和音乐报道,因为我们是出色的电影杂志和音乐杂志。”


然而《Time Out》并不仅仅是一本文艺青年指南,它关注的远不止是电影和音乐那么简单。70年代的《Time Out》团队由两组不相容的人马构成:死硬的左派和对政治无感的审美家。滚石乐队的米克·贾格尔有一次对《Time Out》的编辑说:“《Time Out》的问题在于,你得翻过关于罢工的报道,才能看到音乐版。”

Time Out50年

立场与态度


《Time Out》诞生的1968年是动荡的一年,六七十年代是剧变的年代。《Time Out》在这一时期始终站在前线,参与推动社会变革。


公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,它都予以报道;流浪汉、救济金领取人、黑人和少数族裔,它都给予关注。它反对在伦敦的历史街区进行不合理地开发。它曝光政界和警界的腐败。大卫·梅(DavidMay),1973年-1975年间任《Time Out》的联合主编,这样谈起那段时光:“我和另一位联合主编杰罗姆·伯恩(JeromeBurne)一起将杂志的发行量翻了一番,但同时我们受到了来自警方的很大压力,面临着被送上法庭的威胁,政治安保处的多次造访和警告,最终以我的被捕和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而收场。”


通过表态,《Time Out》始终参与着城市、社会和世界的塑造。

1979年10月刊封面

《Time Out》在70年代姿态鲜明地反对对伦敦的历史街区进行不合理的现代化开发,封面表现的是哥斯拉造型的摩天大楼对历史街区的践踏。


口蹄疫的流行和随之而起的素食运动,让《Time Out》有了2001年3月的素食专刊。

2001年3月素食专刊封面

口蹄疫的流行使得伦敦刊的艺术总监巴尔万特·阿西拉(Balwant Ahira)——他本身是个素食主义者——决定,是时候说出他的立场了。血肉横飞的画面是以一把切肉刀和一个西红柿造就的。


2005年7月7日,伦敦遭遇了四起自杀式炸弹袭击。《Time Out》紧急撤换了洋溢着夏日热情的封面,“我们觉得伦敦不会被这个吓倒。”主编戈登·汤姆森(Gordon Thomson)说,“所以就有了那期封面。”

2005年7月伦敦刊封面

封面上的大字是“我们的城市”,下面的小字是“伦敦,继续前行”。那个星期,在特拉法加广场守夜的人们手举这期杂志,表示他们不屈服。


英国公投脱欧,结果一出,惊呆了《Time Out》的伦敦团队;而票数统计显示,伦敦公民在公投中的表态是留在欧盟。2016年7月的《Time Out》封面,是一封伦敦团队写给世界的信。信的开头是这样的:“这一周,伦敦颇不平静。但有件事我们想现在就说清楚:这里欢迎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人。不只是欧洲人,而是所有人——无论国籍、种族、信仰、肤色或者鞋号大小。”


2016年7月伦敦刊封面。一封写给世界的信。


Time Out50年

全球时代,网络时代

《Time Out》在伦敦站稳脚跟后,曾尝试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做海外版——英国本土除了伦敦,其他城市的体量都不能提供给《Time Out》以足够的素材——但最终未能长久。1995年,《Time Out》纽约版大获成功,由此开始了《Time Out》的全球时代:伊斯坦布尔、迪拜、雅典、北京、莫斯科、布宜诺斯艾利斯、悉尼……如今,全球39个国家的108个城市都有了他们自己的《Time Out》。


而也就在《Time Out》纽约版大获成功的同一年,《Time Out》的网站上线了。谈到网络,创始人托尼·艾略特说:“网络从不曾吓到我。《Time Out》太适合做网络版了,我们的数据非常适合放到网上。我指的还不光是活动名称、活动地点和活动时间这类信息,我指的是我所谓‘关于信息的信息’——观点和见解。”

1995年9月纽约刊封面

这是《Time Out》纽约刊的第一期,纽约也是《Time Out》在伦敦之外第一个立足的城市。


《Time Out》从来不是简单罗列信息,它专业的编辑和作者团队为读者提供理解和评判的视角与观点。“无数伦敦人,包括我在内,都从《Time Out》的推介中获益。”制片人杰里米·托马斯(Jeremy Thomas)如是说。托马斯担任制片人的电影为数众多,《末代皇帝》也许是最为中国观众熟知的一部。


《Time Out》也许确实适合搬上网,但网络时代给纸质杂志带来的冲击,《Time Out》也未能幸免。蒂姆·阿瑟(Tim Arthur)在2011年-2013年间担任《Time Out》伦敦版的主编,“上任不到一周,CEO就把我叫到办公室,跟我说我们要倒闭了,除非想出新的商业模式来”阿瑟回忆道,“能当上《Time Out》的主编我当然万分自豪,但我怕的是自己成了末代主编”


谷歌(Google)、脸书(Facebook)和其他网络巨人不仅垄断了信息的检索——信息对于《Time Out》这样的指南杂志可谓命门——而且吞噬了厂商在媒体上的广告花销。彼时《Time Out》伦敦版的销量已从巅峰期的每期11万余册,跌至每期5.5万册上下,而且看起来仍在不断减少。如果销量跌破5万,《Time Out》对于广告商而言也就无足轻重了。


2012年9月,《Time Out》伦敦版发行了第一期免费杂志。


2012年9月伦敦刊封面

从这一期起,《Time Out》伦敦刊变为一本免费杂志。封面英文意为“带我走,我是你的。”


发行量暴涨,从5.5万一夜间跃升到30万——30万的发行量意味着读者数能达到六七十万。而且出乎团队预料的是,免费发行为《Time Out》带来了一批新的年轻读者。此前他们因杂志的售价而却步,而且那时的杂志对他们来说太厚了。现在,这一批数字时代的新读者,经由免费发行的《Time Out》认识了这本杂志,并由此开始使用《Time Out》的网站和App。


如今,Time Out早已成为全球知名的媒体和娱乐品牌,遍布全球39个国家的108个城市,它使人们对城市了解得更多,并因而可以在城中体验更多、得到更多。以杂志、图书、网站、App和Time Out市集——一个由编辑团队策划、集城中最好的饮食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市集为媒介,Time Out服务于每个都市人,助其获得更好的城市体验。而所有这一切都起自1968年一个男孩儿的设想,他视城市为解放的力量,他希望人们可以自由地在城中游荡。

TimeOut全球50周年封面展北京巡展

地点:北京坊劝业场三层北区


作为来自英国伦敦的老牌城市生活指南杂志,《Time Out》自1968年创办以来,今年迎来它的五十周年。《Time Out》国际团队精心选出具有代表性的50个封面,在回顾杂志历史的同时,也使观众了解到《Time Out》如何参与了城市变迁;另外,《Time Out》的北京团队也从《Time Out》北京刊中英文版中挑选出了30张封面,以展现《Time Out》北京刊15年的历史。

在封面展的一侧,Time Out还为每位来宾定制了一个巨大封面——“致过往,敬未来”拍照相框,来留下你与《Time Out》的交错瞬间。

英园生活方式展区

地点:北京坊劝业场三层北区

《Time Out》创办于1968年的英国,因此整个展览的基调选用了英国蓝,还额外布置了一个“英园”的场景区,将英式风格进行到底。复古的纯皮沙发、黄铜落地灯、沉稳的棕色实木家具,步入其中,拿起一本《Time Out》随手翻阅,仿佛这就是1968年伦敦人的日常生活。

展期:922-107

(每天11:00-18:00

免费参观

北京微观40年

地点:北京坊劝业场一层北区


这四十年,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,记忆里的与现在的北京在这里重叠。


四十年前,北京看起来像座古城,街边没有巨型超市,只有一些合作社,里面售卖香烟、水果、针线等很少几样商品。四十年来,北京不停地建筑,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出生并成长在建筑工地上。


展览现场,穿喇叭裤青年的街拍、各种票证、北冰洋汽水瓶等视觉和旧物件,给观众呈现一个从记忆中走出来,到今天世界看到的北京。

看过“北京微观40年”的展览后,你是不是已经爱上或者更加热爱北京这座城市了?那么你可以移步到一层中庭,在那里。Time Out与努比亚手机共同打造了“I ❤ 北京”的发光拍照墙,用光影留下对北京的记忆。

TimeOut封面网红拍照墙

/ END / 


文字 | 寇淮禹

图片 | Time Out/商家提供

排版 | 人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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